来源：【春城晚报-开屏新闻】
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
认识刘迪生，始于2006年夏秋广东省作协文讲所的作家培训班。那时他正从从化日报主编调至《南风窗》，留在了广州。凭借媒体人的专业素养、敏锐度以及吃苦精神，他以那个时代《南方周末》《南方都市报》《南风窗》从事深度报道的王牌记者所共有的才华和文风（实则是中国最早一代非虚构写作的高手），创作了多部纪实文学作品，获得多项专业奖项，逐渐成为广东报告文学（纪实文学）领域的领军人物。但这并非最重要的。重要的是，迪生在任何场合，几乎都是温婉谦和的君子，以真诚的笑容、平和的语调、坦荡的情怀、豪爽的气场，以及随和谦逊、与大家打成一片的作风（例如2006年培训班晚会上，他和几位深圳作家扮作“四只小天鹅”的趣事），真诚待人。这种性格，体现为信任、阳光、诚恳，善待他人，也不惧他人之恶。真兄弟，真汉子——这或许正是一位杰出报告文学家应有的秉性。
在大家心中，迪生是个“暖男”，既有职场上的忠勇担当（“忠勇”也是好友温远辉兄常用来形容他的词），更有对朋友的仁义、宽厚，不分彼此。当然，他的形象更主要地体现在媒体和文学上的不凡成就。他主持的《华夏》杂志，办刊理念与《南风窗》《财经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相似，每期一个深度专题，但他偏好人文历史地理题材，充满浓郁的人文气息和文学色彩。深圳、广州、潮州、河源、穗深双城、省港百年、人文湾区、鲁迅等专题，都展现了刊物的策划能力、深度和文章品质——一个专题，堪比一部专著，其内容扎实、文采斐然，在广东杂志中独树一帜。我始终认为：北有《财经》，南有《华夏》。《华夏》的文学部分，与《南方周末》《南方都市报》《随笔》相比也毫不逊色。作为《华夏》总编辑，同时身兼广东省作协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、广东重大题材签约作家、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会长、广州市作协副主席等职，迪生展现了一位媒体人巨大的抱负、能量、才华和开阔视野。
作为作家，他尤其擅长写人。他笔下的人物系列（如《点亮生命：赵广军和他的志愿事业》《钢铁生命：国家一级荣誉军人张祖坤的非凡人生》《南国高原：徐克成和他的医学世界》《超越新闻》《浇铸彩虹：陈建华与从化村道》《横琴天籁：澳门大学新校区建设纪实》《大河之魂：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》），文学性突出，在人物传记中融入了历史深度和人性刻画。迪生曾说，他的写作，“只是塑造心目中的文学形象罢了，文学是借尸还魂的技艺。”这有两层含义：对所写对象（传主）而言，是文学赋予了灵魂；对迪生而言，则是在特定题材限制下进行的文学创造和探索。例如《大河之魂》这部冼星海传记，无疑是具有“巨著意识”“史诗意识”的大作品，回应了黄树森、刘斯奋先生早年提出的创作理念。写人物传记是迪生的强项，国内能将历史人物（包括部分当代人物）写得出彩的并不多，因为传记写作门槛极高，除了新闻功底，还需兼具史学家和小说家的功力。
在《大河之魂》中，迪生将冼星海置于大时代的洪流中，展现他在木刻、电影、文学、戏剧、音乐等文艺思潮中的活动，以及他为现代中国带来的新能量和新面貌。作品呈现出冼星海及其音乐作品的一种“力之美”（鲁迅语）和新艺术理念，这正是他为现代中国创造新的大众艺术的体现。《黄河大合唱》等作品所展现的表现主义美学，清晰地反映了审美观念从“看”到“听”再到“喊”的递进。
说起“史诗意识”，迪生数量不多的诗歌也有所体现。他的华侨题材诗如《根系》等，写得极好：形式整齐贴切，富有韵律美和语言美，充满历史感，将整个华侨史作为宏大背景。《根系》表面是叙事抒情诗，实则写出了史诗的气魄，表达了海外游子百年（或数百年）的期盼，以及海外华侨与故土永不可断的血脉之情。根在故国，枝叶遍布五洲，同根同源，血浓于水。诗人从过去写到今天，从海外写到眼前，运用各种巧妙的意象作为隐喻和象征，以时空穿越、思绪纵横的方式编织成篇，形成一首篇幅不长却内涵丰富、足以容纳大洋与五洲的史诗。全诗意象丰富而精巧，结构严谨，展现了中华文化根系在全球海外华人中的生长、坚韧与活力，在离散与聚合、遗忘与记忆、消失与重构的张力中，诗人写出了一种全球化时代广阔而深沉的文化乡愁。
作为诗歌的近亲，迪生也写歌词。他的歌词生活化、日常化、人性化，具有普适性。不像某些流行歌词那样空洞、宏大、堆砌大词。迪生不屑于此。
承蒙作者信任，我有幸先睹迪生新完成的长篇小说《郭家》（暂定名）。总体感觉这是一部象征主义（表现主义）小说，既是文化历史小说，也是哲学小说。既有整体象征，也遍布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和具体事物。迪生展现出重写、重述、重释历史文化的宏大抱负。其核心精髓，汲取了卡夫卡、卡尔维诺和鲁迅《故事新编》的精神。作品中设定的“鄱阳湖西”，既是具体地理空间，也可视为抽象的文明场域。四大家族的兴衰，甚至可以解读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明形态的缩影。四大家族的符号意义丰富而多义，不同解读会产生不同含义。比如，“郭家”与“国家”同音，可视为传统中国的代称，也可解读为任何文明的权力共同体；“苏家”既是激进革命的象征，也可看作外来思想的试验场。这种多义性正是象征主义的魅力所在。
迪生骨子里也有狂放不羁的少年意气，这在他部分随笔和微信文中有所体现，比如他为杨永康散文集作的序，文风奔放恣肆，思绪飞扬，语言独特而富有冲击力。说到他的散文，下面重点谈谈他新出版的散文集《桃江流浪到天河》。
流浪叙事与精神坐标
散文集《桃江流浪到天河》以“流浪”为精神线索，将个人生命轨迹、乡土记忆重构与时代文化变迁熔铸一体。通过多维交织的主题、诗性与思辨交融的语言、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对文体边界的大胆突破，形成了独特的散文伦理与个人化叙事。
《桃江流浪到天河》的核心思想，在于将个体生命体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历程。通过对“流浪”这一核心意象的隐喻化处理，构建起具有历史纵深与现实关切的精神坐标。作品以作者地理空间的迁移为明线，以精神世界的跋涉为暗线，双线交织，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焦虑与文化追寻。
迪生的“流浪”叙事首先表现为地理空间的不断移动。从江西信丰的桃江流域，到广东从化的流溪河畔，最终驻留于广州天河的都市丛林，这一轨迹构成了作品的骨架。在《我深爱的这片土地》中，作者将从化十年视为“生命中最美的十年”，那些“晨雾打湿的阳光”与“荔枝林里的风声”，既是地域风景，更是生命记忆。这种书写超越了乡愁，将地理空间转化为生命体验的容器。当年他在北回归线标志塔下感叹“阳光在此转身”，如今这地理纬度，已深深烙印在生命最深的感叹里。
作品对地理空间的书写带有文化地理学特征。如《为信丰记》，开篇即以“信丰者，幽居赣南，弹丸于泱泱华夏”的文言笔调勾勒故乡山川，“桃江源出大庾岭，纳千溪万泉，百回九转”的地理叙述中，体现着文化传承。时空转换，身处广州天河高楼的他，回望记忆中“桃江的粼粼波光”，空间距离奇妙地转化为心理时间，形成“此在”与“彼在”的张力，映射出当代人普遍的精神漂泊感，构成精神流浪的典型图景。
贯穿全书的“爱”的主题，构成了精神图谱最温暖的底色。这爱意弥漫于对亲人的眷恋、对故土的深情以及对世相的悲悯。《阅读父亲》一文堪称典范，作者不避讳以“捆绑示众”“干涉志愿”等生活细节，直白呈现了父子间激烈冲突又血脉相依的复杂情感。岁月流转，最初的怨恨与不解逐渐沉淀、转化，最终在“鞭子教育”的记忆深处达成超越简单宣泄的和解，升华为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那份沉重亲情的体认与反思。作品对人文精神的守望，则体现为对理想人格的追寻与人物刻画。《总想把句号画得圆一点的人》中陈建华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朴素崇高理念，与《酒友鲍十》中鲍十“微醺中见真性”的率真文人风骨（作者以“喝酒时眼睛眯成一条缝”“黝黑的脸通红，活像一尊雕像”等细节捕捉其神韵），共同构成了作者心中的理想人格。
《桃江流浪到天河》的思想深度还体现在对时代文化的敏锐反思。《璀璨的天河》中，作者既震撼于“不夜城的灯火让天上银汉自惭形秽”的都市奇观，也在“体育中心地铁站的人潮”中深切感受到个体的渺小、疏离与精神的孤独。这种对现代性生存困境的矛盾体验，具有普遍性。《永远的女神》则借北京路的历史变迁，探讨商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重塑与消解。作者的精神突围，核心在于对“流浪”本质的重新定义与升华。《指数星辰》中，鲁迅文学院的求学经历被定位为“文学生命的加油站”，这种超越性的精神层面的“流浪”与蝶变，是个体在时代激流中保持生命力、实现自我更新的路径。“鲁院的风，鲁院的水，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历史文化长河”，个体的精神漂泊与民族文化的宏大传统相连，作为作家的迪生，在喧嚣的现代语境中找到了坚实的精神支点。
乡愁，作为“流浪”叙事中的必然旋律，在刘迪生笔下也得到了深度表达。《乡土恋》部分，桃江的流水、玉带桥的巨石、客家围屋的身影，这些地域意象被提炼为承载乡愁的符号。这乡愁层次丰富：最基础的是对亲人故友的眷恋（《母亲的河声》中母亲在桃江劳作的“瘦小而坚强”的身影）；升华为对故土文化传统的追忆与消逝的隐忧——热闹的客家庙会、独特方言、传统美食，共同构筑了故乡的精神标识；最终，汇入对故乡在现代性浪潮中变迁的复杂感受，既有对进步的欣喜，也交织着对逝去的宁静、质朴与温情的怅惘。
诗性表达与文体探索
刘迪生在《桃江流浪到天河》中展现出对语言形式的自觉追求。他通过诗性语言的运用与文体边界的大胆突破，尝试构建独特的文学表达。作品语言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灵动，句式与修辞具有个人风格；在文体上，则融合了散文、报告文学与随笔的特点，形成复合型的叙事风格。
刘迪生散文语言的魅力，首先在于古典韵味与现代质感的融合。《为信丰记》是一篇仿文言的“记”体文，开篇以“信丰者，幽居赣南，弹丸于泱泱华夏”的凝练文言奠定基调，仿古而不泥古，古文体写出新内容，古典韵律与现代表达结合，是成功的尝试。迪生擅长运用通感手法，将抽象情感、哲思转化为可感的形象。《酒友鲍十》中，“空气中弥漫着潮湿芳香的气味，如飘融在轻柔无语的冬雪”，将味觉、嗅觉与视觉交织。《捏弄心灵》中，“洪波的雕塑工作室素面朝天，走进室内却别有洞天”，通过反差营造空间感。《风在流浪》中，“风掠过耳畔，像母亲哼唱的古老歌谣，带着青草的甜香拂过脸颊”，将无形的风幻化为饱含情感与生命记忆的实体，通过多重感官联通唤醒读者感知。这种表达方式有效避免了当代散文中常见的概念化和空泛化，增强了文本的感染力。
精心构建的隐喻系统是其诗性语言的核心。他以“流浪”为核心意象，衍生出“风”“河流”“星辰”等一系列次级隐喻，编织成一个充满流动感与哲思的意象网络。《风在流浪》中“风的命运就是流浪，风的故乡就在路上”，直指“流浪”的本质；《母亲的河声》中“珠江潮起潮落如母亲的心跳”，将河流律动与母亲生命节律叠加。这些相互呼应的隐喻，使语言具有诗歌般的密度，拓展了散文的思想空间。在《逍遥游》中，这种诗性思维尤为突出。北回归线标志塔、湟川三峡等自然景观，不仅是观赏对象，更成为连接古今的时空枢纽和文化记忆的载体。作者追求“物我交融”的境界，如在《不老泉的启示》中，面对清泉，自然生发“水之永恒与人生短暂”的慨叹，并由泉水“滋养万物，却从不索取”的特性，联想到理想人格的崇高，将自然现象升华为生命哲理的象征。
《桃江流浪到天河》的独特贡献，在于其对传统文体边界的突破，释放了散文的表达活力。这首先表现为跨文体尝试：《总想把句号画得圆一点的人》巧妙融合生动的人物特写、深刻的政论思考（如对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阐发）与真挚情感；《风雨彩虹》将个人情感经历与时代背景结合，在纪实框架中注入诗性想象，这种“真实的虚构”既保持非虚构的事实基础，又获得文学审美价值；《指数星辰》在文学回忆中融入自身创作观念的剖析；《蝶恋花》将艺术评论散文化，如评价雕塑家洪波的作品为“凝练的诗歌，每一刀刻痕都是文字的韵律”，用诗意语言跨越艺术门类；《蠡测海》中的文学批评则大胆采用个人化叙事，如《读〈白鹿原〉随想》从自身乡村记忆切入，感慨“书中白鹿原上的风云变幻，恰似我记忆中故乡的缩影”，使评论充满情感温度与生命质感。这种文体的融合非但没有造成混乱，反而因思想穿透力的增强（如犀利的政论观点）或情感浓度的提升（如个人体验的融入），丰富了文本的表现维度。
更具体地说，迪生的艺术评论，如《色彩的交响》，在描绘画作时写道：“画布上的色彩如同跳跃的音符，红的炽热、蓝的深邃、黄的明亮，在笔触的律动中奏响视觉的乐章”，巧妙运用比喻与通感，将绘画转化为可感知的音乐韵律。他还擅长以叙事笔法展开评论，《酒友鲍十》通过讲述与鲍十饮酒畅谈的片段，引出对其作品风格的评价：“微醺中的鲍十，言语间流淌的生活智慧，恰似他笔下质朴而深刻的文字，在平凡中见真章”，这种将评论融入故事的方式，使文章兼具可读性与思想性，形成独特的“叙事评论”风格。
作为作家，迪生的文字在句式结构上自然呈现长短句交错的韵律美。《阅读父亲》以“与父亲的战争几乎从来没有消停过”的短句开篇，与后面“回望与父亲40年的战争，我的心像大海的波涛，起伏着，翻滚着”的长句铺陈形成张弛有度的节奏。这种变化服务于情感表达，描述冲突多用短句增强力度，抒发感慨则用长句展开情感流动。
迪生的文学评论，重在融合文学性与逻辑性。在《余华小说的叙事张力》等文章中，他用生动比喻阐释抽象概念：“余华的叙事就像一张绷紧的弓，情节的发展如同离弦之箭，充满力量与速度，而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，则是弓弦震颤时产生的微妙回响”，让读者直观理解叙事特点；同时，又以严谨逻辑，从叙事结构、情节设置、人物塑造等方面层层递进地论证观点。
在游记中，作者也突破传统单一视角，通过时空交错、感官通感与物我交融的哲思，构建兼具审美价值与思想深度的文本。如《北回归线上的一墨醒笔》，既描绘“塔身直指苍穹，与天际流云相映成趣”的实景，又穿插对“古人观测天象、划定节气”的历史回溯。《指数星辰》中，观星体验与创作感悟映照：“星辰在夜空中闪烁，如同灵感的火花，看似遥不可及，却能照亮思想的宇宙”，将物理现象转化为艺术隐喻。
《有所思》部分的随感录与小品文，代表刘迪生对传统散文规整框架的另一种突破——碎片化书写与个性化叙事。他摒弃严密线性逻辑，采用看似松散、实则内在情感与哲思相连的片段化形式呈现瞬间灵感、生活触动与生命思索。《时光絮语》中，思绪从清晨鸟鸣跳至时间流逝的感喟，又从泛黄书页延伸至生命意义的叩问。作者形容为：“思绪如散落的珍珠，情感便是那根无形的线”。这种方式契合当代思维与阅读节奏。同时，他极度强调叙事的“在场性”与个性化。《璀璨的天河》以“天河居民”身份近距离观察书写都市变迁，赋予叙事见证者的真实感。《孤独的散步者》更以自我为叙事中心，坦率表达对孤独的理解。
可以说，诗性抒情与深邃哲思的交融，是刘迪生各类写作（评论、随感、游记）最鲜明的艺术标识。他能将细腻的诗意描绘与抽象的理性思考自然衔接。《听雨》开篇细腻刻画雨景：“雨滴敲打着窗棂，像时光的手指在弹奏古老的歌谣”，营造悠远意境；笔锋随即流转，由雨声引发对生命本质的洞见：“在这连绵的雨声中，我们的生命不过是短暂的音符，却依然要努力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”，将写景升华为对生命价值的哲学探讨。隐喻与象征是实现这种融合的关键桥梁。《风中的蒲公英》中，随风飘散的蒲公英被赋予“追寻自由的灵魂”的象征意义，借其轻盈执着的姿态，婉转而有力地表达了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与人生抉择的思考，避免了空洞说教，使哲理包裹在诗意意象之中。
传统根系与突围姿态
《桃江流浪到天河》的生机与锐气，源于对中外散文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。
作品首先回响着中国古典散文的精神，并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声。核心在于对“文以载道”传统的当代诠释。《为信丰记》中对“信者，人信物丰”地方精神的阐释，《远芳侵古道》中对丝绸之路文明交流意义的思考，都延续了古典散文“明道”“载道”的精神血脉。在章法结构上，迪生也巧妙化用古典智慧。《酒友鲍十》采用类似“列传”的经典三段式：“人物特写”聚焦神态，“场景素描”再现氛围，“精神评点”升华文人风骨。《桃江流浪到天河》的整体谋篇也借鉴古典“起承转合”范式，融入现代散文框架。例如，在人物记述中设置“醉酒论艺”等戏剧性场景，将古典散文“以事证理”转化为现代散文注重的“以情显神”，通过情境展现人物精神境界。
对于现当代散文传统，刘迪生同样表现出突破姿态。这首先体现为对非虚构写作核心概念“真实性”内涵的创造性拓展。他深受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纪实精神影响，重视事实准确性（如《点亮生命》）。然而，其关键突破在于，将传统报告文学相对忽视的个人内在情感体验，深度有机地融入非虚构写作，实现了传统报告文学与2010年以来兴起的非虚构写作的融合与转换。他既保留报告文学关注重大题材、视野开阔、注重历史与美学方法的优势，又融入非虚构写作的叙事技巧，包括小说化手法、对话、思想表达、象征性细节以及按时间顺序而非倒金字塔的结构，以生动的故事吸引读者。叙事主题是其报告文学（非虚构）写作的关键要素，他对故事情节设计、人物塑造、角色发展和情感共鸣的重视，使其作品卓尔不群。即使在短篇如《风雨彩虹》中，个人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也成为叙述核心动力。这种对“真实性”维度的拓展（承认并重视事件真实、情感真实与思想真实），既延续了报告文学扎根现实的实证精神，又丰富了心灵书写空间，为非虚构注入了感人的抒情力量。
可以说，作为广东报告文学领域的领军者，刘迪生通过引入非虚构写作精髓，对“真实性”概念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拓展与重释，开创了“诗性非虚构”的新范式。其核心探索之一是确立了成熟的“个人史”书写方式，将个人生命体验置于非虚构写作的中心。如《风雨彩虹》将作者自身深刻的情感经历（文中“淑慧撕烟叶把手指都撕黄了”的细节，以微观艰辛折射生活重量）置于宏大的“文革”背景下讲述，使个人悲欢成为时代洪流的有力注脚，实现个人史与时代史的深度互嵌。《指数星辰》中，文学记忆与创作反思的交织，使“真实”不仅包含事件真实，更包含情感真实与思想真实。
刘迪生追求的“真实”是立体的、多维的：尊重事件客观性（事实真实），真诚呈现情感状态（如《乡土恋》中复杂交织的乡愁所体现的情感真实），忠实记录思想观念演变过程。在《香云纱的温度》中，对顺德香云纱非遗制作流程的忠实记录（“机杼声此起彼伏”，“河泥与薯莨汁交融的独特气息”）与对生命温度、传承价值的哲思（“阳光下你笑容宛如灿烂花海”的诗意表达）交织在一起。这种在坚实纪实框架中大胆注入诗性语言、审美维度和哲理升华的“诗性非虚构”，正是迪生报告文学（非虚构）写作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与表现力的关键所在。
总而言之，刘迪生的《桃江流浪到天河》，是一部用情感体验生活、用生命拥抱大地、用心灵倾情写就的厚重之作。作品以“流浪”为经，以“还乡”为纬，在广阔的地理迁徙图景上，浓墨重彩地勾勒出作者作为当代人穿越现代性迷雾、寻求精神安顿的心灵传记。它不仅记录了个体的漂泊轨迹，更通过地理空间与精神世界的深度互文，深刻呈现了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、文化乡愁以及在传统与现实张力中对价值意义的执着追寻。因此，这部作品最终指向的“还乡”，并非地理意义上的回归故土，而是一种在接续文化根脉、在个体精神成长淬炼中实现的内在超越与灵魂安顿，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归栖。
在文学形式领域，《桃江流浪到天河》也充满大胆而富有才华的文体创造。多篇作品以诗性的语言激活古典与现代资源，使文体焕发新生。迪生所探索的“诗性非虚构”与成熟的“个人史”书写范式，也对报告文学（纪实文学）的内涵与边界做出了勇敢的拓展，通过非虚构写作的革新，为这一饱受冲击和争议的文体，注入了人文深度、人性温度与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可能。
【本文作者于爱成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一级作家）】
来源 南方+、深圳文学
责任编辑 吕世成 陈洁
责任校对 刘自学
主编 林舒佳
终审 编委 曹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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